认知战(二):《丑陋的美国人》带出10层扭曲
上集：认知战(一)：从骗子到神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女同桌在看张爱玲的爱情小说，她说：“噢，张爱玲把爱情写绝了。”
我那时不知道从哪找到一本台湾文人柏杨在1985年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书中说，有人插队，这是“五千年来中国人的劣根性”。有人随地吐痰，那就是：“中华文明是劣等文明”。总之，以骂大街的方式，把当时所有社会问题和不文明现象统统归为五千年中国文化的过错和所谓的”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书在当时的台湾和内地都大火，内地先后有五家出版社引进，出过六个版本。有公知振臂疾呼，中国人必须跪下反省。
没多久，我又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丑陋的日本人》。这是日本地球物理学家高桥敷在1970年写的。作者曾赴南美洲的大学教学。我从《丑陋的日本人》书中摘两段：
“日本自诩是一个清洁之国。但你看过就会知道，这和实际状况大相径庭。街道上垃圾遍地，污秽不堪。这种肮脏的状况甚至超过了北美的黑人街区。日本人在大街上和车子里都可以毫不在乎地扔纸屑。而且，要说到日本人的不卫生，那可有太多的要吐槽了。同一盆洗澡水，可以好几个人进去洗也不换，公共澡堂里，甚至可以上百人一起在飘着一层污垢的池中一起洗浴。日本的公园和公共场所的污秽可以评得上世界冠军了。还有，日本没有下水道和冲水式厕所。有人会问了，那要怎么大小便？答案是日本人家里都有一口很大的缸，用来存放大小便，一个月倒一次……”
“日本这个国家常常只有一个拿来展示的东西做得不错，其它的都差得要命。例如东京塔很高，但其它建筑却像火柴盒般大小。新干线列车虽然是世界第一快，但其它列车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拥挤不堪、肮脏至极的垃圾箱般的列车。日本号称樱花之国，但只是有一些樱花观赏点罢了。东京号称鲜花之都，但那只是在御苑中才是，其它地方根本看不到花。在南美的利马或布宜诺斯艾利斯，谁都没称它们为花都，但是在任何街道你都能闻到花香。”
这本书一出，日本读者没有如公知所号召的那样就此“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而是痛骂作者高桥敷数典忘宗，要求他“滚出日本”。后来，高桥敷还不得不数次隐姓埋名，避免杀身之祸。
实际上，《丑陋的日本人》还有前传：在其出版的12年前，也就是1958年，两位美国人出版了一本书：《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
《丑陋的美国人》和纯吐槽的《丑陋的日本人》、纯骂街的《丑陋的中国人》不同，是本虚构的小说。作者虚构了一个东南亚的小国萨坎“Sarkhan”，述说美国外交官们在萨坎的种种愚蠢而傲慢的举动，例如沉醉于结交当地富商，天天参加上流阶层鸡尾酒会，不干正事，不学习当地语言萨坎语，对当地情况一无所知。有一次美国运送了一批大米到当地，苏联大使仗着美国外交官不懂萨坎语，就偷偷在物资车队上贴上萨坎语写的横幅“来自苏联的援助”。结果，民众都以为是苏联的援助……作者地提出，那些愚蠢而傲慢的外交官，不干实事，只会花架子，只会巴结逢迎，是真正丑陋的美国人，而那些真的在一线努力奉献的美国平民，虽然样子挺丑，还又穷又没地位，但是和当地人同吃同住，脚踏实地解决问题，却是真正的英雄。
听上去是不是像个典型的正邪对抗的二元叙事的好莱坞剧本？其实作者是CIA的人，他们其实是要在美国国内宣贯他们的观念和政策。然后，时任参议员的JFK肯尼迪发现这书是能够帮助他在总统竞选中获胜的奇兵，于是果断出手，不但自己在《纽约时报》买下广告位宣传该书，并且给每一位参议员同事送了一本。CIA和JFK肯尼迪各自的谋略诡计，我们下面会说。
台湾文人柏杨哪知道CIA和JFK肯尼迪的算盘，只知道《丑陋的美国人》大卖，能名利双收。柏杨洋洋得意地自夸，像“《丑陋的美国人》这样打击美国国际声望、破坏美国政府威信”，应该被FBI扣押、被查禁，结果都没有，反而还拿到美国国务院大肆研究……“暗示写了《丑陋的中国人》的自己也应该被台湾当局捧为座上宾。
这种论调显示了柏杨对美国的情况一无所知，老公知了。
柏杨在1949年随国民党去台湾后，是国民党救国团的高干，在台湾的中学和大学里任职。他在1968年的文书中写到自己对蒋介石”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对蒋经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国民党高层到台中巡视，他以能够“随侍”为荣。蒋经国去世，他“后悔没单独与其合照”。还把蒋经国住过一个晚上的地方定为台湾中部十二大景点之一。
简而言之，柏杨上位的套路就是文人以肉麻吹捧实权人物换取自己的仕途晋升。
在柏杨述说自己的“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的4年后，有一位龙姓台湾女士也开始为当权者吹捧：《常胜凯1972年生日贺词》，后来她当上了台湾文化部长。这种套路，在后来，依旧有不少不学无术的文人也是这样做的。例如作家圆圆。
李敖曾经批评《丑陋的中国人》纯粹就是一种刻板印象（“stereotype”），和白人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没什么差别，作为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的柏杨才是丑陋的中国人。
李敖只说了一个层面。我来把《丑陋的中国人》的爷爷《丑陋的美国人》的前世今生梳理一下，让大家看看这一系列的认知战，看看《丑陋的美国人》所揭示的层层扭曲。
第零层
1945年，二战结束，百废待兴。世界人民开始新生活。
第一层扭曲
世界人民的战后新生活似乎要从一张白纸开始了。但是，等等，美国政府跳出来说，世界复兴应该由美国主导。
于是，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议搞对外经济援助：欧洲重建计划，这被命名为马歇尔计划。
美国参议员J. William Fulbright富布赖特则提出一个法案，认为还应该通过教育、文化交流来增强美国对其它国家的文化领导力和影响力。
1946年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并命名为“富布赖特法案”，立刻开始实施。
这是美国实施对外国影响的“两手抓“，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文化。
富布赖特项目Fulbright Program从一开始就是美国国务院的重要项目之一，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其中一部分，终极目标是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每年，该项目负责出钱出人，派出多位专家前往其它国家指导工作，你国教育要如何搞，你国文化要如何搞，同时会派出美国大学毕业生前往其它国家学习交流，了解当地情况。
随着项目进行，美国尝到了对其它国家施加文化影响的甜头，开始扩大项目规模。不但派人到海外，并且开始资助外国学者、学生到美国、年轻专业人士来美进修，还有教师互换等等。美国国务院在与其它国家对接的时候，会非常、非常、非常积极地推动其它国家参加该项目。目前参与项目的国家超过100个。
中国和富布赖特项目一开始的渊源不是太正面。
Allyn Rickett（李克）是个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小伙子，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情报部门做过日语翻译，学习过日语。1948年27岁的他大学毕业后，拿到富布赖特项目资助，和老婆一起来中国清华大学学汉语和中国历史，同时在清华外国语文系教英语。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他到中国来之前，原来海军情报部的人找到他，他们听到他将到中国去，就说：“如果我能留心代他们观察一下，把情况报告给他们的话，他们是十分感谢的。我心里想，海军部情报司竟把我看成为中国专家了；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使我不禁有些飘飘然起来。同时，他们的要求又正好和我研究中国情况，准备博士论文的计划相符合，所以就马上答应了他们。那时我根本没有考虑这样做可能引起一些什么后果。甚至在共产党进了北京之后，当我继续不断向北平美国使馆供给情报时，也没有真正清楚地认识到我这种间谍活动会使我遇到什么严重危险。”。1951年，北京公安局逮捕了李克夫妻两人并判刑。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李克夫妇探听的情报仅仅是收集、分析当时对美国判断中美关系有帮助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知识分子的情况，特别是当时美国国务院希望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可与中国共产党抗衡的“第三势力”的思想状态，不是军事情报，所以不太严重。于是，1955年李克夫妇提前获释。回美国后，李克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留校做教师，方向中国研究，2020年98岁高龄去世。
Frank Bessac白智仁，一位加州小伙子，大学生，二战时入伍美国陆军，他被送去康奈尔大学学了一段时间中文后，进入CIA的前身：美国战略情报局（OSS），派驻昆明，表面身份：空降兵，工作是营救美军飞行员，二战结束后，工作转变为是协助美国国务院处理日本投降事宜以及对蒙古地区的援助。1946年，似乎他没回美国就直接拿到了大学学位证：太平洋大学，专业历史。CIA于1947年成立后，白智仁的劳动关系也转到了CIA。他被派去当时位于北京的辅仁大学以研究生身份学习汉语和蒙古语一年。1949年，28岁的白智仁获得富布赖特项目资助，说是前往内蒙古戈壁沙漠阿拉善附近从事人类学研究，表面身份：学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人撤离。白智仁长途跋涉从内蒙古赶到乌鲁木齐，汇合另一个CIA、美国驻新疆领事馆的副领事Douglas S. Mackiernan（马克南）。马克南的任务是监视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动向，特别是苏联制造、试爆原子弹的进展。马克南和白智仁没有选择常规撤离路线，而是选择从乌鲁木齐前往尚未解放的西藏拉萨，再经喜马拉雅山区到印度，再飞返美国。这条路线能让美国了解进出中国边疆的实际地理信息。他们两人买了一批骆驼，带着3个随从就上路了。
结果这条差不多3200公里的路程的困难远超他们的想象。白智仁的女儿说，这段旅程太苦了，他到死前，一辈子都在做恶梦。
他们应对极度口渴、高海拔地区缺氧、寒冷、过度劳累、坏血病以及在偏远地区忍受的持续压力，更不用说西藏山区的风了。后来，白智仁这样描述到：“每天早上 6 点 到 8 点之间，它以一两声柔和的风声开始，通常伴随着雪，很快它变成了嚎叫、再变成能让皮肤爆炸的咆哮……如果有人有话要说，他会在中午之前说完。在那之后，就没有人说话了。” 有一次，白智仁还从骆驼上摔下来，摔在绑在他背上的冲锋枪上，脊椎骨裂开。
他们从1949年9月28日启程，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花了2个月于11月29日走到新疆最南端的提木里克（Timurlik），在哈萨克人的营地过冬。
他们沿途每周两到三次用发报机给CIA在土耳其和伊朗的监听站发密电，并且要求总部与当时还没解放的拉萨神权政体联系，希望进入西藏后，藏方能够派遣一支卫队来护送他们。华盛顿通过美国驻印度的大使馆联系拉萨后回复确认一切都安排好了。
在休整了差不多4个月后，他们于1950年3月20日离开提木里克营地，4月29日走到西藏边界唐古拉山口。拉萨政权驻守唐古拉山口的藏兵看着驼队的物资，非常流口水，于是开枪袭击，当场击毙马克南和两名随从，活捉白智仁和另一个随从，然后瓜分了驼队的物资。藏兵把三个死者的人头割了下来，连同白智仁和另一个随从一起绑在马上，押到县政府。这时，拉萨派往唐古拉山口迎接美国人的信使才刚刚赶到。马克南成为CIA历史上第一位在海外行动中殉职的特工。
然后信使带着白智仁又走了一个半月，于1950年6月11日抵达拉萨。白智仁在拉萨没有闲着，密锣紧鼓地参加了多项重要会议，鼓动藏人向美国申请秘密军援，建议拉萨政权与美国政府建立秘密无线电联系，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和特工进驻西藏。
7月中，白智仁离开拉萨，8月30日，终于到达新德里，将拉萨政权的正式军援请求转交给美国国务院官员。白智仁还提交了《西藏军事状况印象》和《拉萨印象》两份报告。在报告中，白智仁认为，藏军虽号称有10万，实际应不超过2.5万人，高级军官均出身贵族家庭，无能、缺乏训练、没有热情和经验，他们的任职不是靠着封建特权就是靠着贿赂。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白智仁回国后，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学院和威斯康辛大学分别拿了硕士和博士，之后到蒙塔纳大学任教。
有趣的是，到了晚年，白智仁否认他为CIA服务过。在2005年《西藏评论》杂志上，他说自己只是一个迷路的富布赖特学者，而不是CIA，在2006他的自传中，他再次否认自己是CIA。在他2010年88岁中风身亡的时候，他的CIA身份被确认。
白智仁和马克南的老同事，曾任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副领事、同时也是一名CIA的Frederick Latrash，在1950年时曾奉命从印度前往拉萨接白智仁和马克南出来。他在退休后出来解释，因为1977年，美国制定法律不允许中情局间谍利用富布赖特项目从事秘密活动，由于白智仁恰恰就是利用富布赖特项目作掩护的CIA特工，所以白智仁和CIA在明面上都否认白智仁是CIA特工。哈哈，你搞你的法律，你奈我CIA何，照样视你为无物。
小结一下，美国国务院通过富布赖特这类项目走高层路线去影响他国政策和文化，确保符合美国利益。而间谍机构则借机攀附在这些项目上进行间谍活动。
第二层扭曲
到了50年代中后期，美国大力推行的马歇尔计划和富布赖特法案，一软一硬两手抓，已经搞了十多年了。
但是世界还没有完全变成美国想象的样子，美国国内也在拖后腿。
50年代的美国国内是什么环境呢？
有钱。二战后美国制定了全球的政治秩序和金融秩序，当时美国人的生活水准在全球领先。
冷战和反共。这是核心要素，众所周知。
种族歧视严重。包括对黑人和黄种人的歧视。还实行种族隔离政策。
这些歧视严重到什么地步呢？加纳的财政部长出访美国，想进纽约一家餐厅吃饭，餐厅因为对方是黑人将他赶走。非洲和亚洲的外交官派驻美国，房东拒绝租房子给他们，商店不许他们买东西试衣服，海滩不许他们进入，学校不许他们的子女入学，用种族歧视的方式当着面叫黑人“黑鬼（Negroes）”、叫华人“中国佬(Chinaman)”。
日后成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田长霖，当时还是个刚到美国留学的留学生。他的导师就老喊他中国佬(Chinaman)。
田长霖后来回忆到，美国南部的白人奴隶主和黑人奴隶的相处模式，给了他启示。奴隶主对奴隶的态度，以及美国白人对黑人和黄种人的态度，就像是对狗。如果你承认你是劣等人，承认自己是狗，那他们对你的态度还不会太恶劣，主仆间还是能和谐相处的，就像主人和狗。但是，一旦你要挑战这种尊卑等级，他们的态度就会立刻改变，要拿棒子来狠狠教训你。即使后来成为了系主任，副校长，这种遭遇也一直存在。
田长霖这样一说，和2021年去世的文人余英时的说法就对上了。余英时家族是地主出身。新中国成立后，地主不好过。余英时在1949年19岁时去了香港，后赴美，对新中国恨之入骨。他的其中一个论点是：地主和农民的关系是非常融洽的，地主不可能迫害农民。他说：“我小的时候，有一位农民比我年长二三十岁，还是我们家耕田的，我还得向他磕头”。看来余英时19岁离开内地时还是不谙世事的地主二代，对地主和农民的冲突还没有认知。
也就是说，只要美国黑人奴隶认清自己是狗、乖乖伺候主人，美国白人奴隶主就会对你有礼貌，只要中国贫农认清自己是狗、乖乖伺候主人，中国地主就会对你有礼貌，只要美国有色人种认清自己是狗、乖乖伺候主人，美国白人就会对你有礼貌。但是，一旦你没认清自己的身份、要上桌吃饭，那就用大棒打死你这条狗。
虽然美国法院在1954年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但是社会还是那样子。1957年的时候有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克林顿的家乡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有2000名学生的小石城中心中学准备首次接受9名黑人学生入学。结果上千名白人围住了学校抗议并围堵黑人学生。阿肯色州州长还加派了国民警卫队围住学校不让黑人学生进入。有一名15岁的黑人女生，躲过了外围的白人种族分子准备跨进校门，结果内圈的国民警卫队立刻举枪瞄准了她，将其赶了出来。
时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只好派了1000多人的101空降师327大队前去平乱。最后，在9月学季开学后的第25天，101空降师的伞兵们，手握装着刺刀的枪，赶走了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把9名黑人学生围在中间，护送进入了学校。
上面三个buff一叠加，美国在海外的行为就很扭曲了。
一方面，美国是世界领袖，对其它国家尤其是亚非拉国家，需索无度，狠命压榨。对各类政治、经济、文化政策指手画脚，只能按照美国的思路做。
美国国务院及派驻各国的大使，走的是高端路线。这样做，很容易就动作变形滑入一个模式：高官只顾出席衣香鬓影觥筹交错的政商宴会和舞会，脱离一线。（对，你在前些年的某地和现在的某地也看到这种情况。）平庸的官僚也会混入队伍，仗着美国的势力，在所在国过着美国标准的奢华生活，纸醉金迷，不去了解当地情况，不管当地刚打完仗到处破破烂烂，遇到事情就打太极推脱，对上就拍马溜须博取升职。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Arnold Toynbee汤因比认为，战后良好的生活条件使得美国人不能适应国外的生活，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人不能食用当地的食物，也不能过当地人的生活，他们在第三世界国家特殊的生活方式招致了当地人的不满。而这一点却正是共产党人的强项，他们与美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我们上面提到，美国在国内都种族歧视严重，连别国外交官都歧视，何况到了海外。世界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亚非拉国家对美国的印象并不好。二战后，其实挺多国家对共产主义都有所接受，共产党在战后选举都取得普遍性的成功，法国共产党甚至一度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美国对冷战和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感到极度不满，日思夜想要打赢冷战。那些年，上上下下都很忙，中央情报局1953年在伊朗搞政变，54年在危地马拉搞政变，美国正规军还要派往黎巴嫩、朝鲜等地参战。
这样一搞，结果就是，第三世界国家更是普遍地反美，共产主义的浪潮一波接一波。
面对这个KPI结果，美国政府内部当然是互相甩锅。中央情报局当然不会反思自己极力鼓动他国政变的策略是否有错。而是把锅一股脑都扣在国务院的高官头上，认为是那些不干活的大肥猪官僚在瞎搞，自己干了这么多脏活累活，应该是英雄，怎么能够被指责？！于是，他们要搞事了。
第三层扭曲。
我们在第一集《认知战(一)：从骗子到神》提到的3人小团体：在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参谋部担任新闻官（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同时也为CIA服务的William Lederer莱德勒，在空军的CIA兰斯代尔，还有新兵杜利。
为了诬蔑北越政府进行残暴血腥统治，统一美国舆论，莱德勒和兰斯代尔联手把新兵杜利吹捧为“英勇抵抗邪恶共产主义大坏蛋”的美国圣人、“美国医生Dr. America”，并且通过美国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推广杜利的书《从邪恶中拯救我们》，给美国人民洗脑，造谣污蔑北越政府进行过血腥残暴的种种恶行，让这书在1956年美国卖了100万册，成为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读过的唯一一本关于越南的书。
左边是CIA莱德勒，右边是CIA兰斯代尔
到了两年后的1958年，以莱德勒为代表的CIA势力，面对我们在上面说的扭曲局面，想改变美国对外政策。怎么搞？还是之前吹捧杜利的套路：写书瞎说。哈哈，这是路径依赖。
莱德勒这回亲自上场，就像上回《从邪恶中拯救我们》一样，他又飞到夏威夷酒店闭关几周，剪刀加浆糊倒弄一番，又写了一本小说：《丑陋的美国人》。
这书写得很糟糕，几个小短篇胡乱拼凑，人物简单肤浅。内容其实就是把他的CIA同僚兰斯代尔和杜利的自吹自擂的虚假故事打了个包，再把主角名字换了换而已：
主角1 Hillandale上校其实就是CIA兰斯代尔上校（Edward G. Lansdale）
主角2 神父John Finian就是撒谎三人帮中的天主教徒杜利Tom Dooley
主角3 工程师阿特金斯是Albert Mayer
其中有一段非常经典，一定要摘出来给大家看。
书中说，菲律宾发生农民起义，要搞共产主义，要反对亲美的政客。Hillandale上校去到当地，没有带武器，只是带了口琴。他用口琴演奏了菲律宾民歌，和当地人一起吃吃饭喝喝酒，就征服了当地人。当地人开始对游说他们起义的共产党人说：我们和真正的美国人见过面、吃过饭、喝过酒、玩过音乐，所以别再骗我们美国人不好了，我们喜欢美国人，我们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然后，农民起义就神奇地平息了。
这个故事就是莱德勒的CIA同僚兰斯代尔上校自我吹嘘的。实际上兰斯代尔在菲律宾是怎么干的呢？当地农民相信吸血鬼传说。他带人抓了一些起义的农民，在农民的脖子上扎两个洞，然后倒吊过来挂在树上，放干了起义者的血。他们恐吓起义的其它农民，再不停手就都会变成吸血鬼。他用这些血腥手段镇压了菲律宾的农民起义。
“吃吃饭喝喝酒口琴吹吹当地民歌，从此当地人就非常信任美国人，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 兰斯代尔上校的这个牛吹大了，不但骗了当时的美国人民，还把很多后世的傻冒都骗了。
真的有人按照兰斯代尔上校所吹的牛来做事情的。
总之，《丑陋的美国人》对三个主角一顿瞎吹，把这三人树立为在海外一线抵抗共产主义的正面典型，然后大骂美国官僚大肥猪误事。我们的一线人员都是英雄，是美国官僚笨蛋妨碍我们征服世界。一黑一白，一方是魔鬼一方是英雄的极端二元叙事比较容易理解。单纯的美国民众就上当了。
在推广上，他们还是路径依赖，又想用回老套路：他们联系了老朋友：美国《读者文摘》，想以连载的方式刊登。《读者文摘》看了看文中对美国政府的吐槽，拒绝了。他们就找了另一家大报纸连载。
在他们这一派的全力推动下，《丑陋的美国人》大卖，卖了400多万册，上了美国畅销书榜78周，销量比同期的另一本专业作家写的名作《洛丽塔》还好得多。
他们成功对美国人民洗了脑。书中的核心观点：“由于美国官僚的无能，导致共产主义在东南亚非常流行” 迅速成为了美国社会的共识。既然成为了共识，那政策改变就水到渠成了。
莱德勒后来在1961年他自己的书《绵羊的国度》中表达过自己的想法：美国就是一个由绵羊组成的国家。从平民到高层，从总统到外交官，都像绵羊一样，对世界极其的无知，反应又极其的缓慢。人们既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也没有自己的主见，都是人云亦云的，都是傻白甜。他的意思是说美国人民太无知，美国的官僚太愚蠢，应该让了解情况的CIA获得更大的权力，更多的预算，由CIA主导美国的海外策略。
第4层扭曲
我们前面提到的1945年提议美国应该对海外建立文化领导力和影响力、干预别国文化政策的富布赖特参议员，在《丑陋的美国人》出版的1958年，还是参议员，还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坐镇。如果本文是个视频，观众可以把“阶级固化”打在弹幕上。
富布赖特参议员看了这书，气得不行。这不就是在骂自己的海外软实力干预政策吗？
美国国务院也很生气，这不就是在骂自己部门吗？这不就是骂自己的人员和政策吗？这是恶意中伤。
莱德勒，你想造反啊，你是CIA又怎么样，胆敢这么嚣张啊？
于是，美国国务院和富布赖特参议员就开始攻击作者莱德勒的诚信，说莱德勒叛国。
美国新闻署（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还试图禁止该书的出版，尤其是在海外地区、例如亚洲的出版。
但是，禁令还没出来，有人出手了。
第5层扭曲
时任参议员的JFK肯尼迪对该书如获至宝。因为肯尼迪要竞选总统，本身还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内政观点和外交政策观点，急需一些抓眼球的观点为自己撑门面。
《丑陋的美国人》批评现行政策，这太对肯尼迪的胃口了。美国人民，你们快看啊，现行政策多么糟糕啊，你们需要我肯尼迪来帮你们改变政策！对，这就是虚空打靶。CIA你编的故事真不真没有关系，我肯尼迪就靠着这书来立个靶子来打。此后一生，肯尼迪多次引用《丑陋的美国人》书中的观点来批评现行政策，推销他自己的政策。
于是他在《纽约时报》买下广告位，宣传该书，并且给每一位参议员同事送了一本，为他的即将来临的总统竞选造势。
而有了肯尼迪的支持，CIA一派加紧反戈一击，不但推翻了针对该书的出版禁令，还借此大造声势让该书的影响成倍扩大。后来1963年，该书改编成好莱坞电影，马龙白兰度主演。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无奈只好施压让片商把其中涉及美国政府无能的部分删减一下。
1961年，JFK肯尼迪当选总统。
在肯尼迪上台后，美国负责外交政策的机构：国务院的领导：国务卿一职，就等待肯尼迪任命了。
人选有好几个。
前总统罗斯福遗孀埃诺莉一派的势力推举艾德莱史蒂文森，他了解国际形势。但是肯尼迪嫌弃史蒂文森曾经竞选过总统，怕他功高盖主，对自己是威胁，果断舍弃。
还有人推荐富布赖特，他把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已经很多年，声望很高。美国传奇记者、写了名书《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出类拔萃之辈》的David Halberstam后来就认为完全可以选择富布莱特啊。特么的，肯尼迪一听这个人选就否决了，自己上台就是借着《丑陋的美国人》反现行外交政策，现行外交政策就是富布莱特主导的，你还叫我找富布莱特当国务卿？！否了否了。
最后，肯尼迪选了个四平八稳的官僚Dean Rusk腊斯克来担任国务卿。腊斯克喜欢头衔、喜欢排场，在美国国务院中升职最快，是个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只要我升官发财哪管你死活的典型官僚。
这就极其讽刺了。肯尼迪你打着反官僚的旗号上台，然后选择了最官僚的人来担任你最重要的职位国务卿。
第6层扭曲
如果说在此之前，美国国务院在海外实施的干预策略是：Think Big策略。那肯尼迪所倡导的，就是Think Small 草根发展策略。肯尼迪上台后，具体措施就是：1961年，组建和平队Peace Corps。
简单来说，和平队的模式是选拔一批年轻志愿者，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偏远地区服务两年，展示美国人的光辉品质。
和平队的第一任主管领导该任命谁呢？JFK肯尼迪大手一挥，我的姐夫Sargent Shriver施莱弗！
施莱弗原来是个律师，然后跳槽去帮富豪肯尼迪家族管理一家超市。1953年的时候娶了JFK肯尼迪的姐姐，成为肯尼迪的姐夫。施莱弗并没有从政经验，只是在1960年为JFK肯尼迪竞选总统担任竞选经理而已。肯尼迪当选后，当然要把裙带关系安排进来呀，想来想去，就把姐夫施莱弗塞到了和平队第一任主管的位置，肯尼迪竞选团队的另一位律师Harris Wofford沃福德成为和平队副主任。从此，姐夫施莱弗就成为了“知名民主党政治家”，后来1972和1976还两次竞选总统。是了，阿诺德·施瓦辛格是施莱弗的女婿。所以，施瓦辛格是肯尼迪家族的人哈。
对于和平队要干什么，JFK肯尼迪和姐夫施莱弗都很明确：
1．贯彻《丑陋的美国人》的策略，和平队作为一种吉祥物，作为谦逊友好勤恳乐观的美国榜样带到世界各国的穷乡僻壤去，和穷人同吃同住一起劳动，改善美国在海外的形象，改变美国外交队伍的人员结构，为美国赢得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展现和输出美国价值观，抵消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的影响。明面上说就是促进世界和平和友谊，促进美国和世界人民互相了解。
2． 姐夫施莱弗进一步强调，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我们应该利用我们文化思想和哲学的力量促使共产党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能够改变世界的不是枪炮，是思想，和平队就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同时，JFK肯尼迪和姐夫施莱弗都特别希望海外国家能忘记和平队是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工具和机构，就把和平队看成纯洁善良人畜无害的光辉吉祥物，虽然和平队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姐夫施莱弗是很积极推行和平队项目，在和平队成立的头五年（1961-1966 年），姐夫施莱弗就招募了14500多名志愿者，前往55个贫穷国家展示形象。
日本眼见美国这样搞，也依样画葫芦。1965年日本成立”日本青年海外协力队Japan OverseasCooperation Volunteers (JOCV)”，由日本政府向发展中国家派遣志愿人员，树立日本光辉形象。韩国在1991年跟进，建立韩国国际协力团Korea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 (KOICA)。
第7层扭曲
和平队这种Think Small的策略有没有成功呢？可以说有一点点成功，也可以说不成功。
成功的效果，在于和平队确实展现了美国人的一些美德。和平队和富布赖特两个项目都对印度派遣了人员。有印度人就认为，如果把和平队项目的人和富布赖特的人放一起比较的话，富布赖特的人总是倾向于尽量少干活，和平队的人总是倾向于多干活。
说不成功嘛，是因为和平队志愿者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成果，因为到贫困地区和当地穷人一起劳动，种个菜养个鱼，对当地社区是有一点点帮助，但是对整个国家好像没什么影响。
失败之处在于美国依然推行霸权外交政策，依然武装侵略他国，CIA依然到处搞事。和平队装装小绵羊的门面功夫，掩盖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真霸道。1965年，美国入侵多米尼加。多米尼加爆发全国反美大游行，游行中有句口号是这样子的：“美国佬，滚回去！和平队，留下来！”
其实，失败的核心原因是美国和当地国家的目标是相差万里的。当地国家要的是要脱贫、要发展，人民要填饱肚子。美国想的是展现形象，阻止共产主义，确保美国赢得冷战，至于你当地怎么样关我屁事。
所以，可以说由CIA一派势力主推的Think Small草根发展策略，通过底层接触推动和平演变，成效非常有限。
那怎么办呢，和平队副主任、曾参与JFK肯尼迪竞选团队的Harris Wofford沃福德就提议：那我们就教英语吧。
Wofford是这样分析的：当美国援助非洲，例如埃塞俄比亚，当埃塞俄比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肯定会与美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这些不一致，必须按照美国的方式来讨论它们而不能用埃塞俄比亚的方式来讨论。而通过英语教学，可以把美国的观念、价值观、政治文化体系传播给埃塞俄比亚，并且在埃塞俄比亚人的脑子里固化下来。今天是埃塞俄比亚，明天是全世界。更关键的是，和平队老师的学生，有可能成为当地社会的中坚力量甚至走进权力核心，成为总统、内阁部长、大使、企业领导人等等，他们年轻时接受和平队的美式教育，很可能能影响他们的决策。这和和平队所肩负的美国外交政策目标是相一致的。因此，教英语应该成为和平队唯一的任务。
于是，和平队的工作重心，就再次发生扭转。
从数字上看，效果确实是有的。从1961年到1991年，加纳人口从6百万增加到1400万，其中大约67万名加纳人曾经受过美国和平队的教育，这个5%的比例，基本就是加纳的白领阶层的比例，在90年代的加纳，很难找到一个白领在其学习生涯中没有遇到过和平队的老师。在60年代时，埃塞俄比亚（2000万人口）、塞内加尔（300万人口）等六七个非洲国家的中学教师数量非常稀少，也就百来号人，和平队派了上百名志愿者来这些国家担任中学老师后，意味着这些国家差不多半数的中学老师是美国人。
第8层扭曲
对于富布赖特项目和和平队项目，CIA肯定要直接下手利用的。
我们上面在第一层扭曲的时候就提到的李克和白智仁两桩间谍案。
同样的间谍招募模式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
90年代初期，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召集刚刚抵达中国的富布赖特项目新一批美国志愿者开会。在会上，大使馆的一位文化官员、同时也是富布赖特项目的中国区负责人，说大家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美国投放到中国的特种部队。台下有志愿者大吃一惊，他们从来没想过是这样的。后来，有人发现，这位官员和许多在中国的美国官员一样，在为美国国务院工作之前，曾经是美国特种部队的，和CIA联系紧密。其中一位志愿者表示，当时那期大部分志愿者，大多数是60年代美国反战运动中长大的，对当间谍并不感兴趣。但是还没完，一年后，这位志愿者的富布赖特项目结束后，前往香港担任记者。结果CIA的人又找上他，向他索取情报。他感到很生气，因为美国有规定禁止CIA找富布赖特项目、和平队、记者当间谍，但是CIA依然置若罔闻，自行其是，因此他断定CIA这么公然违规应该是持续多年的常态了，一直没有收敛，这是把所有人置于风险之中。近几年，中美关系变差，有美国媒体受指示，炒作中国访美学者和留学生都是间谍。这位志愿者表示，都是屁话，美国CIA才是招募学者/学生当间谍的始作俑者和惯犯。
2008年，美国ABC新闻台还爆了个瓜。说2007年7月，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的一名安全官员Vincent Cooper，在和刚抵达玻利维亚的新一批30名和平队志愿者开会时，直接要求这些和平队新生以后要收集玻利维亚境内来自共产主义国家古巴和委内瑞拉的人员的情报，并向他汇报。在场的和平队主管Doreen Salazar连忙打断会议，说志愿者们不必听从大使馆让大家当间谍的指示。会后，Doreen Salazar向大使馆投诉此事。大使馆说哦知道了，国务院也承认这是违规的，保证以后不会发生。
然后，在四个月后的2007年11月，一名富布赖特项目新生Van Schaick抵达玻利维亚，被这名大使馆安全官员Vincent Cooper叫去开了个一对一的会议。在这场一对一的会议上，Vincent Cooper指示Van Schaick搜集他在玻利维亚遇到的所有委内瑞拉或古巴人员的姓名、地址和活动。
Van Schaick与和平队的新生一样震惊了，他们曾经相信了富布赖特项目和和平队项目的项目介绍上的光环，以为参与这些项目就是做个文化大使，增进美国人与当地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没想到美国大使馆的人这么直白地让自己做间谍。而当间谍在玻利维亚是重罪，要判30年徒刑。
国务院再次接到投诉后，再次表示这是错误的、违反规定的，下回一定改。
哦，懂了，明面上都是违反规定的，实际上该搞还得搞。
CIA的人估计在暗处嘲讽：投诉啥啊，别装清纯啊，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
当时在玻利维亚还有4名富布赖特学者，媒体一一问过去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其中3名说没有，还有1名虽然被问了好几次，但是死活不肯说有还是没有。
曾写过《招募者The Recruiter: Spying and the Lost Art of American Intelligence》一书的退休CIA特工Douglas London就感叹，美国招募情报人员的手段都要失传了，越来越简单粗暴了。
第9层扭曲
新中国成立后，富布赖特项目和和平队项目均没进入中国，直至中美关系解冻。富布赖特项目是1979年进入中国，和平队项目是1993年进入中国，并换了个名字：“美中友好志愿者”。
有位17岁的年轻中国人，在1979年就读南开大学历史系，当时有几个富布赖特学者被派到南开教学。这位年轻人接受了里根所鼓吹的“美国代表着地球上人类最好的和最后的希望”的理念，促成了他去美国寻找“新生活”的决心。他的名字叫余茂春。余茂春现在已经成为反华骨干。
1996年，和平队中国3期，将一个27岁的年轻美国人派遣到涪陵教英文。他的名字叫Peter Hessler何伟。
我那位喜欢张爱玲的女同桌认为何伟的文章有一股浓浓的“何伟味” 。我没去深究什么是“何伟味”。
何伟在2020年《纽约客》上的文章《中国是如何控制住新冠疫情的How China Controlled the Coronavirus》中，歪曲了当时中国的一些防疫做法。
而在2020年《纽约客》3月16日的另一篇文章《和平队与中国的断裂》中，何伟写到，有一位和平队中国26期志愿者Gabriel Exposito，22岁，古巴出生，11岁时移民美国。Exposito的想法是：
他对古巴学校的记忆之一是外国人的捐款被学校内的古巴共产党官员贪污了
他认为自己知道共产党的教育是什么样的，他要站在这种状况的对立面
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敌意的组织，我们美国人要摧毁他们所建立的美国人的形象。
何伟认为，这位准备派驻中国的志愿者Gabriel Exposito是和平队中国26期的完美人选。
唉，一直打造“我很纯洁善良、你觉得我有问题意味着你自己有问题”人设的何伟，原来是这样的反华想法的。或许这就是“何伟味”吧。
2019年12月，在特朗普大统领宣布中止和平队/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在中国的运作。原本准备被派往中国的志愿者Gabriel Exposito被调拨到摩尔多瓦，一个前共产主义国家，毗邻乌克兰。
2020年7月14日，特朗普大统领宣布中止富布赖特项目在中国的运作。
第10层扭曲
截止到目前，美国通过和平队项目向海外派出过超过24万美国志愿者，涉及超过140个国家，其中派驻中国1321名。通过富布赖特项目向海外派出过超过63000名美国专家/学生，向中国派出848名。如果将富布赖特所有子项目的交换项目参与人员包括海外来美国进修人员也算进来，超过50万。
2019年3月，台湾“农委会”开出1450万元新台币预算，以每月4万元以上薪资，招募人员在网络社交平台进行“讯息实时澄清”等工作。这被台湾人称为进行认知战的1450网军。2021年5月中旬，台湾多场全台大停电，让内地互联网社交平台上迎来了一段没有争吵的清净时光。大家发现，平时在女拳、民族、文化、经济、地域等话题上总会吵个不停，那几天没人吵架了。2022年3月，台湾再次大停电，上述现象再次出现，挑动在华外国人和中国人关系的言论也不见了。
2021年6月，日本外务省官网公开了一部分文件，显示一部分曾接受日本资助的中国学者的名单，包括：清华青年作家蒋方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南开大学副教授及南风窗记者熊培云、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凤凰周刊副主编段宏庆等。
2021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宣布将成立“中国任务中心”（MissionCenter for China），专注于收集有关中国的情报，以应对中国威胁。
总结
从整体上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利益，是靠多个机构，通过多种手段和工具，在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去争取和维护的。而其中，软实力、文化领导力和影响力、通过认知战统一舆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以美国举例：
美国国务院，官方外交政策顶级管理机构
财政部，维护美国财政事务，美国金融资产外国持有人事务，统筹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美洲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国家开发银行
富布赖特项目以及和平队，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终极目标是服务于美国的对外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军队，维护美国国家利益
能源部，维护美国海外能源利益
情报部门，全美17个情报机构，通过公开和秘密手段服务于美国利益
联合国美国代表团
美国国际开发署，利用资金和其他经济资源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
世界银行，利用金融资源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
美国新闻署、美国之音等媒体，公开宣传美国政治理念
NGO、基金会，基层项目推动组织和资金支持机构
美国公司，在全球谋求经济利益
其次，美国在战后对海外推行霸权主义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存在各种扭曲和内外在冲突，包括CIA和JFK肯尼迪的互相利用，各种互塞私货。
而那些看上去纯洁善良人畜无害的项目，追根究底其实也是服务于美国对外政策、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企图对别国施加软实力影响和进行和平演变。
我们还可以看到，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地区通过情报机构、媒体、各种资助项目，使用多种手段，对本国国内和海外都进行了洗脑宣贯，从不手软。他们会在对美国国内进行洗脑形成全民共识后，进而改变政策。因此也会毫不忌惮地在别国进行类似操作。
CIA莱德勒在1961年《绵羊的国度》书中写到：美国就是一个由绵羊组成的国家。从平民到高层，从总统到外交官，都像绵羊一样，对世界极其的无知，反应又极其的缓慢。人们既不知道真实的情况，也没有自己的主见，都是人云亦云的，都是傻白甜。
此外，我们在本文中还看到好几种套路，包括：
A）文人以肉麻吹捧权力换取升官发财的套路；
B）CIA造谣污蔑共产主义国家的惯用手段；
C）CIA熟练指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美国媒体对受众进行洗脑的套路；
D）CIA招募间谍的套路；
E）CIA漠视法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套路；
F）肯尼迪把自己亲属安排进政府班子的套路。
认知战早已打响，蛙蛙都不宣而战了。我们也要积极应战了。